全体委员会有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成员在辩论中的发言次数没有限制，全体委员会的表决结果不作为会议组织最后的决定，只作为委员会的建议。
罗尔斯把最高法院视协商机构，认为是公共理性运用的最好典范。如果该宪法生效，波托马克河以南各州更像其北部各州的附属物……我仅仅声明，我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无限制的征税权、贸易条款和在各州依其法律建立司法机关等问题。
麦迪逊后来对于费城会议秘密讨论给予辩护，他说：要关起门来，因为意见是如此纷繁，而且在最初是那样粗略，因此在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之前，都有必要进行长久的争论。在一部分人是自己案件的法官时，合理的对话过程就不可能进行。那种认为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相同的主张是错误的，痴人说梦而已。康涅狄克市长塞缪尔·亨廷顿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新时代。在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詹姆斯·门罗、乔治·梅森、本杰明·哈里森、理查德·亨利·李，对宪法持反对意见。
麦迪逊了解，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会议中，不同意见、不同利益不可避免，派系和结党图谋在所难免。只要他的错误对我没有什么伤害，我有必要像堂吉珂德一样通过争论的暴力使所有人的观点成为一致吗？ 潘恩说：我一向极力主张人人有保持他的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如何与我不同。其次，在基本权利的位阶上，虽然通常认为财产权的宪法价值相对要低于言论自由等关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权利，但无财产则无人格，私有财产权是公民人格独立的前提，因此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
（二）比例原则的审查根据上文的分析，依据纳税额对企业摇号资格作出的差别对待，属于强度较小的损害，因此适用恣意公式进行审查即可。对于企业的差别对待，对平等权的损害强度较小，应当适用恣意公式审查，审查结果是不违反平等权。对于企业等法人主体来说也是一样。[22] 李惠宗：《体系正义作为违宪审查基准之探讨》，载《宪政时代》第16卷第2期（1990年10月），第27页。
[19]而依据是否持有驾照、是否北京户籍的标准对个人摇号资格作出的差别对待，是出于外在目的进行的，对平等权造成的损害强度也比较高，因此就不能适用宽松的恣意公式，而需要按照新公式，进行比例原则的严格审查，论证进行比较的对象之间在类型和程度上是否存在足够大的差别，能够合理化这种差别对待。（一）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关于差别对待对平等权造成的损害强度，业已形成了一些衡量方法。
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虽然营运小客车的指标分配方式不适用摇号，但其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2%，在总体数量上仍然受到限制。这一标准在持有驾照的人和没有驾照的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差别。在具体分析框架上，本文按照德国宪法学中平等权案件的两步分析框架展开讨论，首先分析摇号购车中是否确实存在差别对待。这就构成了对财产权、行动自由、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限制。
在比例原则的审查中，依据是否持有驾照的标准进行差别对待，对于普通人而言不具有适当性，对于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来说不符合狭义比例原则。[12] [德] 康德拉•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3页。所谓本质上相同的差别对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差别对待是由同一个公权力主体作出的。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进行。
但《调控规定》仅仅是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以规章直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在位阶上显然存在问题。体系正义是一般平等原则下立法者自我拘束的法理，[22]亦是德国法上平等权的审查基准，它要求立法者在创设一具有体系规范意义之法律原则时，除基于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即应受其原则之拘束，以维持法律体系之一贯性，体系正义之要求，应同为立法与行政所遵守，否则即违反平等原则。
（四）纳税额上述三项标准是对个人是否具有摇号资格进行差别对待的依据，而根据《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是否具有摇号资格取决于其纳税额，企业上一年度缴纳入库增值税、营业税总额合计在5万元以上的，每年可以申请1个摇号编码，每增加50万元可以增加1个编码，但年度申请编码总数不得超过8个。当我们讨论一个人是否具有摇号买车的资格时，已经有车的人和没有车的人，显然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21] 秦前红：《房地产市场行政规制与政府权力的边界》，载《法学》2011年第4期，第34页。[27] [日] 盐野宏：《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三、差别对待的合宪性论证差别对待的合宪性论证是审查平等权侵害的关键所在。[11] 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第三版），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9页。一个人没有驾照，当然不能驾车，但这并不妨碍他购置车辆，他买车后完全可以雇佣司机开车。第三，不平等对待行为必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事物特征的差异）进行划分的，而认定两个主体本质上是相同还是不同需要首先找出不平等对待行为的着眼点，即分析是以哪一特征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着眼点与不平等对待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关联，如果存在实质性关联则根本不涉及平等权问题，因为这属于将本质上不同的基本权利主体相应做出差别对待。
[24]从有无驾照和有无户籍这两种划分标准来看，前者驾照的标准，除非是针对确实无法考取驾照的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否则实际上并不具有多少减少摇号人数的作用，只会促使需要买车的人尽早去参加驾校培训，这一点也已经得到了事实的验证。[10] 陈征：《我国宪法中的平等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第87页。
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第三版），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9-190页。[5] 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页。
因此，这两种差别对待都侵害了平等权，不具有合宪性。宪法学理论认为，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
2.行动自由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汽车对于人们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在身体条件上，对申请人的身高、视力、辨色力、听力、肢体等都有要求。[20]对于日益拥堵的北京来说，这一目的无疑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是正当的。而这些论证，学者和社会大众是很难进行的，掌握了相关资料信息的政府机关负有说明责任，即决定实施摇号限购政策的北京市政府负有对基于怎样的信息、立于什么观点而作出了判断进行说明的责任。
在购置车辆时，纳税多与纳税少的企业，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是否拥有北京市户籍与能否买车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因此，这属于对本质上相同的个体进行差别对待。
注释:[1]《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7号），2010年12月23日。因为对于前者，共同的上位概念是普通小客车，而后者是小客车，小客车相较于普通小客车抽象性更高。
[18] 参见黄昭元：《平等权案件之司法审查标准》，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六辑）》（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2009年版，第565页。摘要: 摇号购车构成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行动自由、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及对平等权的侵害，本文着重分析了摇号购车中涉及的平等权问题。
3.职业自由基本权利的主体不限于公民，人权规定在性质上之可能的限度上，也适用于法人。亦可参见陈新民：《平等权的宪法意义》，载《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395页。在确认差别对待的存在后，再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分析差别对待的目的，并以此选择相应的审查标准对差别对待的合宪性进行论证，最终判定该差别对待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情形也不得申请驾照。
[15]以此检视《调控规定》中对于摇号资格的差别对待，可以发现其并非是为了追求实质平等这种内在目的，毋宁说更多是出于限制摇号人数、保护本地居民等外在目的或者政策目的。此处比较的对象，外地人和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人，相对于北京户籍人口，其共同特征都是不具有北京户籍，亦即非北京户籍人员是这二者的共同的上位概念。
这里只从消费者的角度，分析对于购置汽车的人，摇号购车涉及哪些基本权利。实际上，摇号购车中涉及许多宪法问题，关涉公民等主体的诸多基本权利，尤其是平等权的问题，有待认真分析。
而有无户籍的标准，依据的是当事人的户口所在地，就北京的情况而言，这种标准也是比较难以改变的。[16]首先依据差别对待的划分标准进行衡量。